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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日·伊藤滋 敦煌发现《温泉铭》过眼记  

2018-02-25 11:39:05|  分类: 历代书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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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伊藤滋 敦煌发现《温泉铭》过眼记 


“拓法”作为印刷技法之一,其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东汉时期,蔡邕等人曾上奏请求校订“六经”,得到汉灵帝的诏许后,于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的9年间,在位于洛阳的太学门外树立了46块石经碑。这些石经碑上所刻文字近20万字。据传,石经碑建成后,前来观览、抄写之人蜂拥而至,他们所乘车辆每日多达千辆以上,以致道路为之拥塞。尽管传说中只提到有许多人进行了观览和抄写,但也有推测认为,其中曾有人对石经碑进行过取拓。这是因为,纸、墨、笔等工具在当时都已经投入了使用。不过,目前尚未发现有2世纪取拓的实物留存于世。
  
从中国传至日本的碑法帖拓本,往往会被冠以“唐拓”“宋拓”等明确的时代名称。孤本《孔子庙堂碑唐本》(三井听冰阁旧藏本)等拓本,从战前就被称为“唐拓夫子庙堂碑”。在现存诸多书法作品的名称中,也能看到“唐拓”二字。然而,这些所谓的“唐拓”,是指该拓本(即所谓的“唐石拓”“真唐刻本”“唐本”)所拓碑刻是唐代的原碑,而并非指该拓本是在唐代取拓的。因此,世人对于“唐拓”多有讹传。

清代王澍曾在褚遂良名作《孟法师碑》(孤本)内题署“唐拓褚河南孟法师碑”。尽管此本呈现出较宋拓更为古老的风格趣旨,但并没有确凿的根据能够断定其取拓的年代。有些作品,如《九成宫醴泉铭》的影印本等也被冠以“唐拓”之名,则完全是过去金石家的溢美之词,不可当真。不过,唐代诗人韩愈所作《石鼓歌》中有“张生手持石鼓文……公从何处得纸本”的诗句,韦应物也在其《石鼓歌》中写道“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由此可知,在唐代取拓《石鼓文》、手持拓本漫步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颇为盛行。此外,在唐代的《石台孝经碑》的末尾,刻有“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今石台毕功,亦卿之善职,览所进本,深嘉同心”。此被认为是唐玄宗亲笔所书的行书。其中,“览所进本”中的“本”也许就是《石台孝经碑》的拓本。由此可知,在唐代,“拓法”就已经成为了印刷术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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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唐太宗皇帝御书温泉铭》(珂罗版,略微缩小,西东书房本)

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于1907、1908年在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了数千件文献。其中,《温泉铭》(唐太宗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欧阳询书)、《金刚经》(柳公权书)这三件拓本,堪称现存最古老的拓本。这三件拓本在被发现后立即被送往北京,并被介绍给北京的专家。这些拓本在当时被拍成照片,并由有正书局、文明书局予以刊行。战前对于这些拓本的影印,也许都是在这一时期通过摄影而成的。这些拓本出现在日本两年后,西东书房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将其命名为《唐太宗皇帝御书温泉铭》(珂罗版,略微缩小),予以刊行(图1)。在卷末,还附有罗振玉于宣统元年(1909年)所题跋文。从敦煌石窟藏经洞封闭的时期来推算,一般认为,这三件拓本的取拓在唐代。
  
目前,《温泉铭》《金刚经》和《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的其中两页都藏于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的另外十页则藏于伦敦的大英图书馆。笔者作为碑法帖的研习者,很早就开始对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敦煌出土拓本持有浓厚兴趣。三十年前,当研究英文学的同事前往欧洲出差时,笔者便托其购买了《温泉铭》和《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这两件拓本的清晰照片。这些照片尽管较原件尺寸略小,但相比此前的其他任何影印本,都更能看清其中的精妙笔势。
  
1983年,二玄社刊行了《敦煌书法丛刊》第一卷拓本,其中以原尺寸收录了清晰的《温泉铭》《金刚经》和《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未收录藏于大英图书馆的部分)。该卷在卷首用十八开合页版彩图从头到尾地展现了《温泉铭》,观之令人如同面对原件一般,大有身临其境之感。其后,每日书道会于1998年刊行了《敦煌书迹精选》(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其中以彩版原尺寸收录了《温泉铭》全文。笔者曾经偶然得到了《晋祠铭》(唐太宗书)的明拓本,其保存的完好程度前所未见,是一份难得的善本。笔者将此善本辑录为《晋祠铭》(木鸡室金石选集)之后,对《温泉铭》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烈。在《温泉铭》中,唐太宗皇帝的蓬勃活力跃然纸上。为此,笔者迫切地想要弄清,《温泉铭》的“拓法”“墨色”“剪裁方法”“保存状况”等究竟都是何种状态。
  
几年前,笔者认识了研究东洋书学的日内瓦大学学者奥利弗先生。在交往中,笔者向他提出希望阅览《温泉铭》,并拜托其提供帮助。2016年年末,奥利弗访日之际告诉笔者,终于获得了阅览《温泉铭》的许可。2017年6月,在奥利弗的陪同下,笔者得偿所愿,亲眼见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拓本《温泉铭》(图2)。下面,笔者谈谈此次阅览的感想:
  
此次阅览《温泉铭》,为了进行墨色比较、对照,准备了《明拓晋祠铭》和《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的数页宋拓拓片。2017年6月8日上午10时,我同奥利弗一同抵达法国国立图书馆,经过安检后便被工作人员迎接至近处的一间阅览室内。房间内有一张巨大的长条桌。桌面上铺有类似于薄毛毡的桌布,还备有镇纸用的布制小沙袋。房间内自然光线充足。负责阅览介绍的工作人员与笔者一行简单寒暄后,立即走出房间拿回一个小箱,然后从箱中取出一幅卷轴。《温泉铭》拓本就被卷在这个卷轴之中。工作人员将包裹物和卷心取下,仅将拓本部分在毛毡上从头到尾完全展开。笔者向工作人员提出,希望能够在自然光下,将自己带来的拓本与《温泉铭》拓本进行墨色的比较。

在得到应允后,首先从保存状态较差的部分开始仔细观察,然后,又使用放大镜,并让光线照射到部分纸背,进而确认其剪装状态。站在《温泉铭》前,通过奥利弗的翻译,与工作人员交换了许多意见和看法。最后,再次从头到尾仔细地阅览了一遍《温泉铭》,以对刚才重点观察的地方加以确认。原本预约的时间是半小时左右,但当笔者一行离开图书馆时,已是午后时分。在此,笔者根据自己阅览时的记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提供的画像数据,同时结合影印资料,就《温泉铭》拓本的“拓调”“剪装样式”“取拓年代”等方面,谨述一家之言如下。关于其释文、文意等其他方面的事项,前人著作中已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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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温泉铭》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关于“拓调”
  
“拓法”分为“扑拓法”和“擦拓法”两种,而《温泉铭》明显是运用“擦拓法”取拓而成。其整体拓墨较厚。“擦拓法”在上墨时,会产生特有的上下或左右方向斜走的擦拓痕迹。在《温泉铭》上,尽管这种擦拓痕迹较少,但随处可见擦拓特有的上墨痕。从卷末倒数第15行“神古之不旧今之不”中的“今之不”部分,能够看到上下方向的擦墨痕。此外,在“不”字的上部,为了将拓纸连接起来,拓纸有重叠的部分。由于重叠的部分比拓纸的其他部分稍厚一些,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拓纸重叠部分由于在擦拓时受到了拓墨更为强烈的摩擦,因而墨色更加浓烈。在卷末最后的“无竭”二字左侧也能看到擦墨的痕迹。同时,从拓墨浓烈的部分也能窥见细微的上下方向的擦墨痕。
  
墨色是略显沉淀的黑色。在拓墨的表面,有些地方呈现出白色的如同发霉的状态。每日书道会1998年制作的《敦煌书迹精选》的彩色图版中,黑色、茶色较重,而二玄社的《敦煌书法丛刊本》的彩色图版,则让人感觉过于鲜亮。原件的拓墨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其略微呈现出暗沉的趣旨。
  
此外,在第16行“每濯患於斯源不”的“於”字中间,能够看到白色的部分(图3)。这种情况在第19、20、21行多次出现。这些白色部分不是发霉所致,而好像是在拓纸上面贴住了一些白纸的纤维。有人推测认为,这是由于该原件被发现时,其保存状态十分恶劣,为了进行修补,在破损的部分上面覆贴了白纸的纤维。还有人认为,该原件被发现时是被卷起来的,所以拓本部分与内侧的纸张黏在一起。当强行将二者剥离时,一些内侧的纸张就贴到了拓本部分上面。这些白色部分也许就是被贴到拓本部分上的内侧纸张未能完全被清除而留下的痕迹。

总之,这些白色部分恐怕是由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在收藏该原件后对其进行保存修理而产生的。1910年的西东书房本《唐太宗皇帝御书温泉铭》展现了该原件刚刚发现、尚未经修理时的状态。如果将其与原件进行对比观察,可以发现,在修理前,卷首的3行与整体之间仅剩下些许相连之处,第10行、第13行的左侧出现断裂,还存在拓纸起皱等现象。对于这些部分,采取从背面垫上补纸等方式,进行了精细地修理。例如,对于前文所述的“於”字这样的笔画模糊的部分,能看出修理前和修理后存在着差别。有些部分在修理后笔画变得更加清晰,但也能看到修理后笔画反而变得更加模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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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关于“剪装样式”
  
现存的《温泉铭》拓本,是将碑文的整拓本剪装后制作而成的卷轴,也是只有后半部分的不全本(卷轴的天地为26.5cm)。一般认为,《温泉铭》是与现存的《晋祠铭》相类似的碑刻。按照碑文将整拓本剪装为若干段,拓本每行6—8字,然后将这些分段的拓本前后连接起来,装裱于卷轴上。由于碑文是以行草书写,文字大小各异,每行的字数也有所不同,所以每段拓本的宽度不一。为了让不同宽度的拓本连接装裱而成的卷轴在整体上保持整齐,在每段拓本上端和下端的余白部分都粘贴了白纸。这种手法与宋、明、清代所采用的碑刻法帖的剪装方法相同。从这些白纸剥落缺失的地方,就能窥见当年在剪装时,是如何裁剪拓纸、如何让行列显得整齐的。如果该拓本果真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是唐代的拓本,那么此本将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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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铭》局部

  
关于“取拓年代”
  
前人认为,《温泉铭》拓本末尾有“永徽四年八月卅一日,围谷府果毅児”(有人认为,最后的“児”字是“見”字的异体字)的墨迹,从这一点推断,其应该早于永徽四年(653年)。据史书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太宗御制温汤碑以示群臣(《册府元龟》)”。罗振玉推测《温泉铭》或许是石碑树立之时的拓本。目前一般认为,其为7世纪中叶的初唐时代的拓本。
  
此外,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新罗记载,贞观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子金春秋及其子文正来朝。诏授春秋为特进,文正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将归国,令三品以上宴饯之,优礼甚称”。这段文字讲述了新罗使节前来朝贡,其归国之际,太宗亲自赐其“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一般认为,太宗赠送给新罗使节的“《温汤碑》《晋祠碑》、新撰《晋书》”是三件文书,史书所记载的温汤碑(《温泉铭》)、晋祠碑(《晋祠铭》)并非石碑原物,而应为取拓碑文后剪装而成的文书。在当时的朝鲜半岛,欧阳询的书法备受尊崇。年代稍晚高丽时代的《兴法寺真空大师塔碑》是由唐太宗的书法集字而成。碑文中写道“臣崔光胤奉教集太宗文(以下缺失)”,其为行书体,书风略显古拙,观之令人联想到《晋祠铭》《温泉铭》的书风。如果考虑这些情况,则不难想象,太宗赠予新罗使节的,就是与敦煌发现《温泉铭》同样的卷轴,不过其内容应该是完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温泉铭》拓本也可以看做是能够补充证明《旧唐书》中关于贞观二十二年记载的资料。然而,如果仅仅以卷末的“永徽四年……”就断定其取拓年代,实在很勉强。此外,从现存的50余行拓本上,完全无法看出原碑文的破损。拓本的文字上所能看到的白色部分,均不是由于原石破损而被拓写下来所致,而是在取拓剪装之后,因拓纸出现破损而产生的。所以,罗振玉才会认为,该拓本是在石碑建立之初就取拓下来的。
  
迄今为止,笔者在日本、中国等国的博物馆、各类公私机构观览过许多碑帖的旧拓善本。但此次阅览的《温泉铭》拓本,却让笔者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古旧感。这也许是由于其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未经人手触碰的缘故吧。而这些都是通过其墨色呈现出来的。但直到回国之后笔者才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法国国立图书馆曾对《温泉铭》拓本进行过修理。如果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此次提供的图片,与笔者30年前获得的照片、二玄社本、每日书道会本等版本进行比较观察,可以发现,其卷头部分有明显差异。笔者30年前获得的照片、二玄社本和每日书道会的版本中,卷头破损3行,其余露白部分都粘贴了补纸。但在此次笔者阅览的原件上,却没有这些补纸。此外,附在该拓本上的印有数字“4508”的标签,也被更换后重新附上。“4508”这个数字显示出该拓本是伯希和从中国带回的。如果仔细观察法国国立图书馆此次提供的图片,还可以发现,其他细小的补纸也被清除掉了。这种修理,也许是希望让《温泉铭》拓本的外观尽可能地接近于其发现后的状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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